#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答问之一 今天讲的内容，是对上次印发的两篇《序论》的补充。那两篇稿子是一九五八年的讲稿记录，按现在水平，是不能和大家见面的。大家看过后，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听了四个组的汇报，经过整理，计共提出二十三个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对我也很有启发，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有些问题还不能都讲，如有的同志提出《序论》偏重于概括性的论述，缺乏具体资料，此点打算在本论里再补充。还有些如墨子的唯物思想表现在何处？韩非认识论上有无实践观点等问题，俟讲正文时再谈。还有《序论》所谓“三个之际”“百家争鸣”究竟是不是规律？这个我也不坚持；但社会发展的转变时期是我们要注意的关键地方。凡是历史转折时期，思想都表现活跃一些，这是历史转变时期阶级斗争的反映，转变时期的异端思想与正统思想的斗争，一般都带有唯物与唯心斗争的性质或倾向。对于这种历史现象，不说是“规律”，说成是“注意之点”亦无不可。还有“贤人作风”一词，有人认为不易理解，其实只要承认中国的思想家所谈多属伦理政治问题这一史实即可，不必多扣名词。 应该解答的问题是很多的。由于时间限制，今天只就有关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 一、第一个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学习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它实质上就是“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哲学史党性原则”问题。 《序论》里边提过，中国哲学史上有三种现象：先王观念、贤人作风和经学态度。这三种现象形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传统的学风，即：中国的学术思想与外国有点不同，只要在概括性的问题上发表意见时，通常不是说“整个宇宙如此，我们也应如此”，而是习惯于说：“古代如此，所以我们也如此”，喜欢从古代思想家那里总结出经验教训，借古人的言行来表达自已的思想观点。中国的统治阶级很重视总结历史，每个王朝一登台就要“修史”，甚至一部还不行，而要修几部，例如唐代，有《旧唐书》、《新唐书》；五代有《旧五代史》、《五代史记》；元有《元史》、《新元史》。好处是资料丰富，而这些资料也就证明：中国历来的思想斗争，往往采取历史学及哲学史斗争的形式。这种习惯，在外国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如辛亥革命，是改良，还是革命，直说就行了，但却拉出孔子来，写出什么《孔子改制考》等等的专书，而章太炎却说孔子不是这样。拿出《民报》看看，实质上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政治斗争，而却有很多文章，采取了历史学、哲学史的斗争形式。“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向中国传播，中国的反动派，很少从世界观、认识论上反对，而是说“阶级斗争不合中国国情”，真正找出系统的理论著作直接反对马列主义的不多，当时传下来的系统的敌对理论而影响较大的是胡适、梁启超、梁漱溟，以及不太露骨的冯友兰等四人著作。最露骨的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借孔子、老子古人的幽灵，发表自己对现实问题的主张，举凡阶级斗争与苏维埃，都大力反对，实际只要以此方式提出问题，影响就很大，我们对这种思想，在历次运动中已进行了批判。一直到抗战期间，冯友兰先生的《贞元三书》，也还是以哲学史的形式发表自已的政见。这种传统，来源已久，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通鉴纲目》，都是这种传统的显例。因此，在中国来讲，政治思想和哲学遗产的关系最为密切。 弄清楚哲学遗产与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问题，会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构成部分的关系得到更明确的认识。尤其把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历史任务与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深入与发展联系起来，与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更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哲学史具体实际结合的范例，使我们了解到学习哲学史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哲学界非常活跃，讨论的问题很多。就去年两次全国性的孔子和王船山的讨论会看来，争论的问题大部分属于学术性质，但也有不少是思想上对立问题。在山东孔子讨论会以前，就有人反对将“历史遗产”有选择的接受，认为“去其糟粕”是糟踏掉“宝贵遗产”，这是一些老先生的论调。在青年中也有这样的人，把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解释成孔子反对财产私有制；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解释成不劳动不配给粮食，说孔子也是主张“按劳分配”的等等。说“中庸”不是折衷主义，而是辩证法。经过争论，最后，明确了“讨论孔子，目的在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批判地继承遗产，既不全盘肯定，也不会全盘否定。”但在长沙王船山讨论会上，竟有人要全盘否定王船山，“谁肯定谁就是复古”。在理论界出现这种不科学的态度，是说明我们对中国哲学史没有个完整的了解，就会无所适从。 针对学术界这种情况，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应作深刻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例子，都是易于分辨的问题。但是在哲学史研究中，却有许多问题是比较隐蔽的。通过《经》《传》的疏证，有根有据的讲，就不是那样容易识别的。有些是牵涉到文献知识问题，如古书看不懂等。这也是实际情况，在旧社会《十三经》《二十四史》真正能读过的，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我们没有那种条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但是，这些年来，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光有资料，如果理论、方法不对，不能保证不出错误结论，甚至资料越多越会帮助你得出错误的结论。不懂古籍不行，但完全依靠训话，而放弃理论指导，尤其是不行的。古人的一句话，解释不清，必须有历史主义观点和科学分析方法。一句话、一个字，从文法和训话上讲可以有许多解释，而在某种历史时期，某个阶级的某一个学派思想家则只能有这样的观点，而不能有那样的观点。例如孔子的时代、他所谓的“均”，能够是什么意义呢？真正判断是非，还是对于资料进行理论分析。我们今天研究哲学史，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来完成中国哲学史的任务。 马列主义的哲学史，永远是理论与资料的统一，理论是灵魂，没有它，就要迷失方向。但是，理论是指导研究的，不能代替研究。 ## 二、第二个问题 关于哲学史的定义： 我们前面讲了，学习哲学史很重要，那么它是一门什么科学，这是哲学史的定义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说的最好，他说： >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的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辩证法唯物论提纲》页一） 毛主席这个论断，党性科学性都很明确，不需要任何补充和修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同遵守的定义。但是，所有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承认它。从抗战说起，冯友兰先生就说“一唯便错”，不论唯物唯心，各打一百板。他那时根本不承认唯物唯心的区别。五三年一见面，他不说“一唯便错”了，只说“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不错，但运用在中国有很大困难，因为中国思想家哪个是唯物？哪个是唯心？说法就有分歧，而且唯心论者也有进步思想、唯物论者也有反动思想”。直到五七年哲学史工作会议上，冯先生还是这样说。近来看了看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说法变了：说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很好，说唯物为进步阶级服务，唯心为没落阶级服务是一条规律，不过这条规律要结合中国哲学史的实际，从历史上体现出来。怎样从历史上体现呢？这就妙了。例如说：老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所以唯物、辩证，是由于他虽没落而不甘心，他要抵抗。到了庄子甘心没落，不抵抗了，所以不得不转化为唯心和诡辩”云云。不甘心没落而还要抵抗，抵抗进步就是进步吗？抵抗进步就要唯物要辩证吗？这是不是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很值得研究。从冯先生书里还看到另一个问题：什么叫唯物论？什么叫物？老子说“道之为物”，道就是物；惠施“历物”，惠施就是“唯物”；阴阳五行是物，邹衍就是唯物。若果如此，则马赫是物理学家，他研究的是物，好多与马赫相同的自然科学家，他们研究的都是物，列宁为啥都说他们是唯心主义者？究竟是从他研究物的观点判断其唯心、唯物，还是他研究物就是唯物？如果研究“物”就是唯物论者，那么研究帝国主义，岂不就是帝国主义者吗？这是很明白的错误说法。因为最根本的问题不在研究什么而在怎样研究。用唯心观点研究物，总归是唯心主义，用唯物的观点研究心，依然是唯物主义。 在哲学史的研究上，有一些混乱情况，史学界也有些辩论。例如，有的人说：“有些哲学史家，一说中国历史上的理论问题就是唯心和唯物的斗争，其实中国历史上哪有那么些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这些说法，是忘记毛主席所说，“一切的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可见形式不同，性质也完全一样；有些人就是认识不清，听到一些似是“言之成理”的话，就动摇，就跟着跑。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当然不是都算定论，但总的方法应该正确。研究总是要经过艰苦过程的，但不能因此而怀疑到马列主义。特别是具体到中国的一些情况，有些问题不是一望而知的，只有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过程，然后才能逐步地把问题弄清楚，再经过反复的研究、检验，然后才能逐渐地把问题解决。 有人提出这样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都是唯心主义，中国思想家又都是“贤人作风”，所有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究竟有没有唯物主义？如果有，岂非不符合马克思以前切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史实？如果没有，岂非不符合哲学史的定义？” 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我们读书、研究，在这种关键地方多提一些疑问，有好处，要善于发现这样一些问题。及时提出来，可以帮助我把自己的看法进一步讲清楚一些。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从总的原则上看，不论“贤人作风”或“先王观念”“经学态度”等等，所有关于这些问题中相互论辩的学派对立，在中国哲学史上总的来说还是唯心唯物斗争的具体表现。例如“五四”时期关于人生观的大论战，实际上是一个自由意志与必然规律的关系问题。陈独秀的“序言”并没有解决问题。真正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瞿秋白同志，他在《新青年》总结说：“这是一个自由意志与必然规律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学习瞿秋白同志，善于从哲学角度概括关于社会、人生问题争论中的哲学问题。 唯心、唯物，不能从字面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透过表面看本质的。有些话，有些字，从字典上查不出来。同样一句话，含义可以完全不同，如“六经注我”，陆象山和王船山都这样说，含义却完全相反。前者是主观唯心主义，后者是战斗唯物主义。必须用阶级和历史主义观点才能看出它的思想实质。哲学史不是文字学，不是语言学，亦不是文法修词学，不能从一个字、一句话上扣。那样就会陷入“抽象继承”。如“气”，各家有各家的“气”，要看谁说的，怎样用的，不能一看是“气”，就是唯物的。这些问题都是学术上的异同，思想上的异同。如有人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当作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代表，批判得很利害，加罗蒂在他的《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小册子里曾说： > ……人们通常说：唯物主义（不带任何外来成分的现象的本来面目）符合一个新兴阶级（依靠现象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思想要求，唯心主义则用掩饰和伪装的手段来满足一个害怕现实而企图掩盖和歪曲现实的没落阶级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像列宁那样区别哲学上的“两条路线”：德谟克里特的路线和柏拉图的路线，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 > 但是，如果把这个丰富的指导思想变成抽象的公式，而用以把过去的一切哲学分类，像传说中的查理曼给学生排队一样：好的站在一边，坏的站在一边；那就是笑话和奇谈了。 > > 这里有三点理由： > > （一）因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在同一个哲学内部展开的。甚至对最伟大的哲学家来说，这种情况也是普遍的，有效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和康德这些人是并不可能纯粹地简单地列入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队伍中去的。 > > （二）因为，从他们对哲学的贡献来讲（从他们正确地反映现实而可以被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采纳的部分的重要性上来讲）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反而比某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贡献更大。如果要举几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不久的例子，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以及列宁（在《哲学笔记》和《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中）的论断就够了；他们指出了最典型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比起费尔巴哈（远为贫困）来对我们有更大的贡献。 > > （三）最后，人们假如绝对地认为凡是唯物主义都是进步的，而凡是唯心主义都是反动的，那末必定会陷入根本性的错误。历史向我们提供了很多例子，说明许多进步的运动是标榜唯心主义思想甚至神秘思想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很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解放运动必然要采取宗教异端说的形式。 > > 由这种公式主义所产生的错误的一个例子，是斯大林对黑格尔的根本错误的判断。《哲学辞典》引证斯大林的原文把黑格尔主义说成是“贵族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然而，在落后的德国的历史条件下，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对德国资产阶级说来，法国实际的革命行动所产生的一切成为他们未来的理想。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 > 研究第二帝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的我们的塞伏同志给我提供了很多很多与这个公式的命题相反的例子、他指出在十九世纪末叶，唯物主义如何替那些最反动的种族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的学说开辟道路。《唯物主义祈祷书》的作者（Soury）是《法兰西行动报》的第一批理论家及创始人之一。在那个时代，法国的某些唯物主义是与反动派一致的。 我在此所以提出加里蒂，意在说明当前的哲学史研究中，有值得注意的类似的魔影。 像加里蒂这样不承认哲学史是唯心、唯物的斗争史，并且否认这个斗争的阶级根源，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定义。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决不会含糊，要坚持用马列主义哲学观点、方法，去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 我在《绪论》中所讲的“贤人作风”“先王观念”“经学态度”，只能说在历代争论中，看出中国哲学史上唯心、唯物的具体过程和特殊规律。但是离开辩证的分析和历史主义观点不会有此结论的。马列主义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才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 \* 此篇是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日在中央党校讲课记录稿。是《困知录》所收哲学史绪论的补充。收入时有删节。 --- # Agent Instructions: Querying This Documentation If you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directly available in this page, you can query the documentation dynamically by asking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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