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如前所述，清代社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经济。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清代地主阶级的国家，由于所产生的具体条件有所不同，因而就不能不表现出某些些特点来，这就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远在一六四年，满族统治者，在一部份汉族地主分子的引导下进入山海关，逐渐地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但是，他们对汉族地主依然保持着戒心，紧紧地掌握着政府中枢的实权。军机大臣表面上是满汉各半，但首席军机大臣照例是满族贵族、官僚，汉军机只能“相随画诺，不敢发一语”\[^]对于国家机器主要成份的军队，满族统治者控得更严紧。清朝的武装力量，基本分属于两个系统，即八旗和绿营。八旗总数约二十余万，从上到下由旗人组成，是满族贵族最亲信的力量。绿营有六十多万人，全部士兵由招募的汉人组成，分驻各省的战略要地，由总督、巡抚、提督统辖。但由于掌握地方兵权的总督满人又多于汉人，所以绿营实际上也在满族贵族紧紧的掌握中。显然满族贵族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中占支配地位。 清朝到嘉庆以后，便处在风丽飘摇中了。清朝走向崩遗的迹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地主阶级统治机构日益腐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 清朝统治机构目益腐朽，在财政、吏治、军队三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清代财政在乾隆中期每年收支相抵，国库尚有结余。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无穷挥霍和贪污侵吞，由于疯狂地镇压农民革命（如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就耗去军费二亿两），至嘉庆末期，国库便发生“入不敷出之势”\[^]。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军费赔款重重加码，原来就十分紧蹙的国库更形短绌，于是巧立名目，大肆搜刮。如开捐例，有人统计，在道光统治的三十年间，捐监者共达三十一万余人，捐银达三千三百余万两。清王朝的吏治，早在乾隆后期，就败坏不堪了。乾隆最宠信的大臣和坤，居宫二十年，竟搜刮民财至八亿两之多。其他在乾隆后期的还有：陕甘总督勒尔锦、布政使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福嵩、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等等，都是著名贪污巨案的主犯。其中陕甘一案，前后牵涉知县以上的官僚，就达七、八十人。嘉庆以后，虽然杀了和坤，但贪污风并没有止息，反而日演日烈。如征收田赋，对上则谎报灾情，对下则巧立陋规。官僚们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一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面贿买上官，钻营腾达。道光帝也不得不谁认“官官相护之恶习，牢不可拔。”“因循苟且，尸禄保身。”\[^]这些老爷们不但“十人而聚无语田桑者”，甚至连封建政治的所谓“教化”，也不以为意了，所谓“百人而聚无语教化者”\[^]。吏治如此，军队也是一样。事实上早在入关后不久，八旗兵就已腐朽，绿营兵成为清军的主力部队。但至乾隆未期，绿营也走上了八旗的老路。全国绿营兵额，名义上有六十余万，但由于各级军官冒空名领实饷，实际上是要大打折扣的。有的地方“侵蚀空旷殆将及半”\[^]，最严重的地方，实际兵额竟只六分之一，至于各级军官皆以贪污享乐为务，“大都习为文貌，弃戈矛而讲应酬，以驯顺温柔取悦上官”，打起仗来，则“一闻炮声，惊惶无措”\[^]。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清王朝的统治机构，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已经是很腐朽了。历史证明，一切反动的统治愈是腐朽，人民的灾难也就愈是深重。财政的混乱和紧蹙，贪污的横行，必然导致人民的负担日益繁重，政治统治更加野蛮和黑暗。清代本来有“永不加赋”堂皇“上谕”，但人民负担仍然是有增无已。嘉庆帝在“上谕”中不得不承认：“有漕各州县无不浮收，而江浙地方为尤甚，有每石加至七、八斗者”\[^]。其实有些地方的一石正赋，往往外加一石五、六斗的，有的地区竟至二、三石。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银价日涨，钱价日贱，纳税人的负担便骤增至一倍到两倍。这种情况对于豪绅地主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他们一方面可以将负担转嫁给佃农，加重租额和其他额外剥削。另一方面，则与官府勾结，或隐匿田产，拒不缴税。或转嫁飞洒给小地主、自耕农、乃至无地的贫农。即所谓“良懦者籽粒不能注缓，刁劣者竟可全注”\[^]。嘉庆帝在“上谕”中也承认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有贫民地无一廛，每岁纳粮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有地只数亩，每岁纳粮田银十余亩至数十亩不等者”\[^]。在这种情况下，小业主只有破产一条出路了，“苟有恒产，悉售于大户”\[^]。至于贫苦农民，其困苦简直是无法形容了。他们住的是“不蔽风雨”，吃的是“榆根柳叶及槐枝，不思七十当餐肉，只想稀糜到肚皮”\[^]。有许多更被逼得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悲惨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不能不促使广大农民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广大农民实行武装反抗有一个发展过程。无论就斗争形式，组织程度以至起义规模来说，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由少数群众发展到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 挣脱封建土地束缚，向边境或山地寻找新生活，是清代农民反抗地主最早和最常见的一种斗争形式。人数极为众多，早在乾隆前期，有的山区就有人满之患了。留在家乡的农民，在无法忍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时候，就聚众暴动，打开地主的粮仓，夺取粮食，散发给饥民。如乾隆早期，山东即因“连年饥谨，穷民艰于口食”，而发生“共谋抢夺”事件\[^]。这一年仅山东上报的这类群众斗争就达五千余次之多。清代早期乃至中期，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广东等地的佃农都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反对地主用特制的大斗收租，要求减轻地租剥削，反对地租以外的额外剥削，乃至拒绝交纳地租等等。 建立秘密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是我国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传统方式。清代农民不仅继承了这个传统，且大大地发扬了。流传全国的主要秘密组织是白莲教、天地会、其他还有捻党等等。 白莲教是一种相沿数百年并一直在农民当中秘密流传的宗教。入清以后，它仍然在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流传\[^]。天地会据说是在一六七四年（康熙十三年）创立于福建，它流传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和白莲教不同，它并没有宗教外衣，而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满族贵族统治。捻党活动于皖、豫、鲁、苏等省毗邻地区，而以皖北为中心。它的特点是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和比较严格的纪律，合则为捻，分则为民。斗争带有非常强烈的经济性质。 走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北方的白莲教。早在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王伦就起义于山东。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张正谟等起义于湖北，斗争的烽火很快燃遍了鄂、豫、川、陕、甘等省广大毗邻地区。统治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费时九年才将起义军各个击破。但是到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李文成又起义于河南滑县，林清也在北京对皇宫发起了武装袭击。当长江以北的白莲教在进行前赴后继的战斗的同时，长江以南的天地会也在积极活动。早在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台湾就爆发过朱一贵领导的起义，至乾隆末期林爽文又举起义旗。福建在乾隆后半期，宫府“历年拿获惩办，共三十五案，每案或数百人，或数人不等。”\[^]福建的连续失败，促使天地会向湘、赣、粤、桂等省发展，这些省大批大批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游民通进这个秘密组织。在发展组织的同时，也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与江北的白莲教所进行的武装起义相比，则远为逊色。 与汉族人民斗争相呼应，西北和西南兄弟民族也连续举行起义。一七六一年至一七七三年间，甘肃回民先后在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下举行两次起义。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次斗争一直延续到一八〇六年，总计前后坚持达十二年之久。 从以上的简略叙述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区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长江以北的白莲教走在全国斗争的前列，与统治者已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决战，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而长江以南的天地会，这时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至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然爆发过几次起义，但总的说来，举行起义的地区，斗争的规模和次数，都还不够大不够多。 这种情况到道光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 以天地会为代表的江南反清力量，在一八二一至一八四〇年间，斗争日益激烈。如福建“建宁、延平、邵武三府，向有会匪、担匪、丐匪名目”。一八二二年，“先后缉获首伙各犯一百二十余名”\[^]。广东“向为匪类渊薮”，在一八三六、三七（道光十六、十七年）两年内，“前后获犯几及五千人”\[^]。江西南安、赣州二府于一八三〇年被捕的天地会众就有六、七百人\[^]。一八三一年又有百余名被捕。同年雩都，“拿获会匪三百余名”\[^]，此外，江西还有“斋匪”、“担匪”、双刀会、千刀会、铁尺会、真君会、天罡会、边钱会，一宁教、大乘教在活动。 与此同时，还连续爆发了武装起义和群众性暴动，其中以台湾最突出，一八二四年有凤山杨良斌，一八二六年有彰化李道，一八三二年有嘉义张丙，一八三六年有嘉义沈知\[^]。湖南也在一八三二年爆发了瑶族赵金龙领导的起义，而月很快传播到广东连州，广西贺县。一八三六年，湖南又有瑶族兰正樽领导的起义。至于群众性暴动，那就更多了，这类斗争以饥民暴动和抗赋闹漕为最多。如一八三二年福建省城群众要求减抑米价的斗争，同年江西南、赣二府，一八二四年广东佛山均有类似斗争发生。而一八二一年在江苏太仓，一八二五年在湖南醴陵，一八二七年在浙江仁和，一八三〇年在江苏新阳，均曾爆发闹漕的群众性斗争。 在这期问，长江以北的白莲教仍在活动，但声势不如从前。武装斗争只有一八二二年的河南朱麻子，一八三五年的山西曹顺两次，但规模极小，持续时间也不长。至于一般性活动虽然仍时有所闻，但规模不大，与南方的斗争形势相比，是远为逊色的。至于捻党的活动，仍然极为分散。显然，长江以北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开始落后于长江以南了。这种情况，在一八四〇年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金田起义这十年当巾，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小规模斗争风起云涌，呈现出前所有的盛况。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初步统计，从一八四〇到一八五〇这十年间，各处曾爆发过不同形式的起义上百次（反侵咯斗争和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间广西天地会斗争绝大部分尚未计算在内）。其中爆发于江南的约三分之二，江北的约三分之一。江南不仅起义的次数多，而且其中有许多是攻城拨邑，杀官劫狱的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最著者有耒阳杨大鹏，崇阳钟人杰，新宁雷再浩和李沅发。而江北则没有这样震惊全国的武装起义。上述事实表明，革命中心已经由长江以北转移至长江以南了。 这种新的革命形势的出现，一方面是道光以前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江南地区这矛盾特别复杂尖锐所造成的。 江北以白莲教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在乾嘉时期长期的激烈战斗中，遭到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力量大大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时间积聚力量，而不可能在短期内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与此相反，长江以南以天地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经过一百多年的酝酿和准备，它的组织和成员，渗入江南广大农村和城镇，至道光初期，已经是根深叶茂了。因此它们比较地有条件继白莲教之后，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江南地区的社会矛盾，是由于下列情况而特别尖锐、复杂起来的。 漕粮，为清代最繁重的赋税，而长江以南除福建、两广外，又是它的基本税区。一般正赋一石外加耗三、四斗，而南粮还要如船耗。除了繁重的正额之外，还有许多陋规勒索。漕粮一般要经地方官征收，漕运官押运，仓场官验收三大环节。环节多就意味着陋规多，勒索的层次多。例如漕运，“漕船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陋规馈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又过坝过闸，在在需索”\[^]。“沿途分段稽察之员，向来派至数十人之多，在上司既借以调剂，若辈遂任意贪婪”\[^]。其实运输还不是勒索陋规最多的一环，但是仅此一项已经就很惊人了。层层勒索，归根到底都要集中到交纳漕粮的粮户头上，大户豪绅不但不负担这种额外勒索，有的还要与宫府分肥。这样就造成漕粮负担不均的现象。即所谓“一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最多的竟至完“三石当一石”\[^]。部分小地主特别是大批的自耕农，在这样繁重的赋税重压下，纷纷破产。 广州是清代中叶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贸易往来的唯一港口，因此，长江以南比其他地区最先最直接地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道光以后进口量激增的鸦片，使江南地区首先蒙受了烟毒泛滥的损害。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是鸦片战争的前沿地区，广西、湖南、江西又与这些省份毗连。在停停打打的两年战争中，江南人民不但目击清政府的屈膝求和，而且亲身遭受英国侵略军的屠杀焚掠，因此纷纷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投降派。反侵略反投降的群众性斗争开展得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群众不仅敢于以原始武器，反击英国侵略者，而且还拥入知府衙门，烧毁了进行投降活动的广州知府的官服，这是向官府挑战的革命行动，是对清廷的公开蔑视。不用说，通过这些斗争，沿海特别是广州一帮的人民群众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革命情绪，革命信心空前高涨了。当时的民谣“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正是这种精神面貌的反映。面对着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地主阶级感到十分恐慌，惊呼“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有的官僚更怀着无穷的忧虑，“所虑者一蹶不振，从此为外夷所轻，更恐匪徒渐生内地，侧身四望，天下当重任者更有几人”\[^]。 鸦片战争还从另一方面加深了江南地区的矛盾。官僚们假借战争的名义，在各处大肆搜刮勒索。“近海之区，藉防堵以派费。征兵之境，借调发以索财。并各经过地方，以护送供给为名，科敛无度。”\[^]浙江绍兴的县官“用印票索借民间银两，三千、五千至一万两不等”\[^]。有的地方，竟至每亩勒派大钱五十文。这当然要澈起广大群众的反抗，甚至引起一些地主士绅的不满。如湖南就有控告郴州知州“加征赋饷，科派军需”的事。江苏丹阳、浙江余姚等处，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聚众滋闹”事件。同时，在战争期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曾大量招幕义勇，杭州就有这种募勇二万余人，福建泉州也有三千余名\[^]，广州就更多了。这些义勇绝大部分是失业贫民。战争结束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失业者的行列里。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们不仅目击官僚的昏庸和军队的腐败，加深了对统治者的仇恨，而且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军事知识。显然，他们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统治阶级的弱点大量地暴露出来了。他们内部矛盾丛生，困难重重。人民群众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地沉重。日积月累的愤怒和仇恨，激起他们拿起了武器。反侵略、反投降斗争的预演，鼓舞了他们的斗争信心和勇气。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中。 --- # Agent Instructions: Querying This Documentation If you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directly available in this page, you can query the documentation dynamically by asking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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