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广西的革命形势 在全国革命中心南移的总趋势中，广西占有突出的地位。 早在十九世纪初天地会就在这里扎下了根。自一八〇七年（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夥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情形不同，其名则一。"\[^]二十年代初，广西阶级斗争就开始激化。一八二〇年据奏报“获盗犯会匪一千二百余名”。三年之中，两次追加所谓缉捕经费：原因是“粤西案犯繁多，缉捕经费不敷”\[^]。两广总督也特地由驻地广州赶至广西去缉捕所谓“会匪”，广西巡抚甚至“通饬建设望楼，发给规条，守望相助”\[^]。一八三〇年，桂林、平乐、浔州等府属广大地区，爆发了反对地主的农民群众斗争。后来成为天平军首义区的大煌江，首先揭开这次斗争的序幕。接着各地“闻风效尤，各乡每起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五、六两月，各处报枪，殆无虚日”。桂林府知府，甚至被激怒的群众“裂冠毁轿，逞肆殴辱。”而全州一带，至十二月还在坚持斗争，“唆令富家佃户，将本年应给田租，掯留囤积，据为已有”\[^]。 这种矛盾激化的情形，也不断地出现在湘粤黔与广西邻近地区。有名的赵金龙起义就波及湘、粤、桂三个省，兰正樽起义的武冈与广西的北部紧邻。广东“广、肇、韶、连各府州交界僻隘处所”，一八二七年一次就报获所谓“匪犯”二百余人\[^]。贵州的东南也是统治者注意的地区，“贵州所属各地方，往往聚有匪徒，……而兴义、黎平、古州与都匀之独山、荔波为尤甚。”\[^]事实上，上述湖南、广东、贵州这些地区的斗争往往与广西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或则起义后转战于两省毗邻地区，或则在斗争失败后转入广西隐蔽。这种情况，在一八四〇年前已经很明显。上述赵金龙起义，天地会进入广西，就是鲜明例证。一八四〇年后就更多了。显然，这将大大有助手广西阶级斗争的开展。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广州成为反侵略反卖国的群众斗争最尖锐的地方。而广西与广州有西江一水可达，两地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显然，广西人民有着更多的机会，透过鸦片战争，认识清政府的反动嘴脸。有着更多的可能，从广东群众斗争中吸取力量，得到启发。不仅如此，鸦片战争及其可耻的结局，还使广西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化了。在战争期间，广东临时招募壮勇三万六千余名，由官府“给予口食银两”，官勇之外，还有各地士绅招募的练勇。战争结束，这些人都被陆续遣散，重新陷于失业的境地。困苦的生活，不能不使他们加入革命的队伍。但是，广东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统治力量比较强。很自然地这些人就沿着西江，沿誉过去天地会的道路，进入广西。 鸦片战争一结束，在广西就出现阶级斗争的高涨局面。“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即南宁、太平二府）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 这就是说，被裁撤的乡勇都投身到反对清王朝的洪流中来了。至于原来就根深叶茂的天地会此时更形活跃，积极扩大组织，至一八四四年，它们几乎遍及桂南一带所有的农村。郁林“州中此会最多，……几无村不有大哥（天地会首领）”\[^]。金田附近的天地会众，则“聚众数百人，借名跑会进香，挺持凶器，耀武圩中”\[^]。这已经是半公开的武装行动了。至一八四五年，藤县爆发了邓立奇、钟敏的起义，邓称平地王，钟称高山王。一八四六年，桂平李观保等起于浔江，这就是后来被清廷诬称为“艇匪”的一支起义军。同年，藤县又爆发吴英康的起义。和广西邻近的湘南武冈州，在一八四三年爆发了曾如烓所领导的阻米出境的暴动，并杀死了前来镇压的知州。一八四七年雷再浩在新宁举行起义，后来转移至广西全州，给与广西的人民革命以极大影响。一时桂北天地会众并起，张八等“数千攻平乐，董光寿等数千攻阳朔。”甚至桂南也“州县震动，游民乘机煽惑。”\[^] 一八四八年以后，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点是起义风起云涌，并且开始出现比较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这年春天，在横州出现了一支起义军，转战于桂粤毗邻地区的钦州、灵山、横州、贵县等地，至第二年，队伍扩大至万余人，并攻克永淳县城，屡败清军。这支起义军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斗争口号，如“劫富济贫”、“借富救贫”、“顺天行道”、“杀官留民”等等，后来更明确提出“上等的人欠我钱，中等的人得觉眠，下等的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正因为这些口号鲜明地表达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仇根，摆脱贫困苦难生活的要求，所以很快就传播开来，为另一些起义队伍所采用。九月，陈亚贵联合广东钦州、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数千人起义于武宣，并连克桂中之修仁、荔浦两县城，以后与清军转战于贵县、桂平、武宣、象州、迁州等广大地区，给清军以极大威胁。广西提督闵正凤躲在柳州，不敢出战，清廷急忙命云南提督东授广西，专门对付陈亚贵。与此同时，活跃于横贯广西的西江之上的艇军，已逐渐发展至数千人，广西的几条主要河流几乎都成了这支起义军的活动范围。除了以上三支比较大的起义军之外，这一年在桂西南天保还爆发了黄维业、黄添弟所领导的起义。“堂匪”的名称也于这一年第一次见于清方记载，虽然有名可考的只有张仪赞所领导的恒胜堂。在一八四九年，除了上述武装起义仍在继续斗争以外，在湖南又爆发了李沅发所领导的起义，起义军一开始就成功地攻克新宁县城，杀县官，释狱囚。后来转战于全州、灵川、兴安、永福、怀远、龙胜、融县、明朔、修仁、靖州等十余州县，屡次击败清军和团练的围攻；一真坚持至一八五〇年六月。和雷再浩起义一样，李沅发起义也给予广西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促进了一八五〇年以后革命高潮的早到来。 一八五〇年，起义的次数急遽上升，地区几乎遍及广西乃至粤毗邻地区。仅仅所谓“堂匪”就达十八起之多，其实究竟有多少次起义，不仅是一百多年后的人们很难弄清，就是当时的反革命方面也只能说“通省无虑数十起”，“约有二、三十股，姓名不能尽知”。各股规模则是“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合数堂便己逾万”\[^]。股与股之间，堂与堂之间互不统属，虽然有时也联合起来，有的地方也有由几个堂甚至十余堂联合为一个大堂，但这种结合仍然是松散的。堂以“米饭主”为首，供给来投的群众吃饭，并将他们组织为股，四出活动。每个堂都有自己的名号如洪顺堂、广义堂、友胜堂等等。除了散布在广西全省的大大小小的“堂”“股”之外，与前两年的桂北、桂中、桂南爆发的大股起义相呼应，一八五〇年这一年大股起义多半发生在桂西和桂西南，其中比较大的有：宾州的陶八，众至二千余人，活跃于迁江、上林、邕宁等县;张晚、黄晚、严业文、陈晚等的僮、苗、汉等族的联合起义军，转战于迁江、上林、忻城、宾州、河池等地，并曾克复忻城、宾州；黄春满、杜建达等活跃于邕宁、隆安，众至万余人；颜品瑶亦众至方余人，纵横于左江一帮。其他尚有张亚珍、颜八等等起义军。 可以看出，自一八四〇年以来，广西及其邻近地区的斗争，一年比一年激烈。至一八五〇年，终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革命形势。 新的革命形势的形成，是天地会积极斗争的结果。而清政府方面也有许多可供农民起义者利用的破绽。这些破绽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广西的客观条件之中。 广西在江南各省中是颇为不同的。广西一是僻处南疆，距离政治中心北京十分遥远，人员往来，动需数月，甚至送往北京的“平常本章”，也要近一个月的时间。二是居民中不仅有壮、汉、苗、瑶等十多个民族；而且，还有大量广东、湖南、福建和江西等省的客民。这就使广西社会矛盾特别复杂尖锐，容易导致集团冲突。民族纠纷，土客械斗，时有所闻。而众多的各省客民，则又为大批流入广西的各省反抗者，提供种种方便，“广西地处边隅，时有广东湖广等处游民，在彼租山种地，往往窝藏匪徒。”\[^]三是文化经济很不发达。 清代公私文件提到广西时，经常离不了“地瘠民贫”\[^]，“粤省穷荒，天下所闻”\[^]，“瘠苦悭啬之区”\[^]等类语言。广西地丁年征额只有九十一万两，位居全国各省中第十五名\[^]。棉花蚕桑及其相应的纺织业方面，也处于同样的落后状态，“布帛之利遍天下，惟吾乡所出甚稀。”\[^]这种情况不仅使广西社会财富贫穷，也使广西地方财政十分拮据。地丁关料杂税即使如额征足，也入不敷出，“常年征收足额，尚须外拨接济。”\[^]一遇天灾人祸，税额锐减，就更加困难。 经济不发达，必然导致文化上落后。近人肖一山《清代学者著述表》，共著录顺治至道光间学者九五七人，江苏和浙江分别多至三〇一人和二三四人，而广西只二人，与贵州、甘肃同列，居全国第十八位。这种落后状态，在全国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中，也有同样的反映。正如雍正帝所说：“朕观广西乃边远小省，通籍于朝本不多人。”\[^]至道光朝，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并不很大，所以王拯仍然说：“粤西偏远，士夫多朴略，每进士岁不过数人，或不得翰林。”\[^]清代顺治至道光间，虽然有时开捐纳，但各级官僚基本上仍由所谓正途，即科举考试出身。广西士人进士考试中额甚少，他们的出仕情况自然也就很不好。有清一代，江苏人官至总督、巡抚者，分别为四十人和七十五人，而广西则分别只有五人和八人，居全国第十二位和第十七位\[^]。大学土、军机大臣和尚书等大臣的出仕状况，广西也处于同样的落后状态。 所有这些都使广西地主处于孱弱的地位，再加上地瘠民贫，财政拮据，地方大吏，不敢也不能针对新情况，采敢新的措施，只能因循敷衍度日。这样久而久之，就使广西各级官吏因循苟安的习气，积重难返。正如咸丰初年，一个官僚所指出的：“广西民贫地瘠，官斯土者，率诿于边荒僻远，困苦异常，因而相率苟安，不思振作。”\[^] 事实上，嘉庆道光间著名的能干大吏赵慎畛，在道光初年的广西巡抚任期内，就深感天地会日益活跃的威胁，曾力图加以镇压。但地方财政拮据，“粵西案犯繁多，缉捕经费不敷”，不得不向广东捐款求援，“将粤东洋商捐输公用存款内，拨银二万两。”\[^]这当然解决不了多大向题。正由于这一客观情况的限制，赵慎畛虽然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但并不很有力。继赵之后的广西巡抚，除了个别的以外，又大都是庸碌之辈。而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六年之中，先后联任的梁章钜和周之琦，更利用广西的特点，过着自命风雅的生活，“以文酒徵蒸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之摈斥。”\[^]“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梁、周这样的统治长达十年，对鸦片战争前后正在蓬勃发展的广西天地会，显然是有利的。 郑祖琛继周之后任广西巡抚，到任的当年，就碰上雷再浩起义。此后，各地起义，连绵不绝，终至形成遍地烽火。郑祖琛虽然成功地镇压和堵御了雷再浩、陈阿贵和李沅发等起义，但处境十分狼狈，“昼夜筹划，兵多则饷绌，分守则力单。始欲节费而少出师，则力不足以相御，继因添兵而多糜饷，则费已不可胜言。”\[^]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施展官场故伎，一面将实情隐匿不报，一面请求入京陛见，企图一走了之。而本省地主绅土龙启瑞和朱琦等人，既不敢奏揭郑的失职，又无能力自救，徒叹广西是“瘠苦悭啬之区”，无法筹集大宗经费，“所得几何”\[^]，无法编练“乡兵”。直到一八五〇年十月，南宁、浔州、柳州等群众起义集中地区的绅土，因不堪起义者的打击，愤而远道至京控诉，清廷才知形势的严重。但已经晚了，不仅天地会起义遍及全省，而且，太平军也起义了。 革命形势虽已形成，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各地武装起义，主要是由天地会领导的。因此，运动本身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天地会的弱点的一种反映。首先，天地会号召人民推翻清朝，这是能吸引群众的，但它同时又喊出恢复朱明王朝的口号，这就落后了。洪秀全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其次，他们没有提出反映农民迫切要求的纲领或口号。虽然有的起义军曾经提出过“劫富济贫”的口号，但很笼统。其三，在组织上天地会只有松散的联合，各支革命队伍之间基本上是独立的。参加进来的大部分是农民，但也有许多游民分子，他们的不良习气严重地影响着革命队伍。他们最突出的是临时经济性要求，而缺乏旗帜鲜明的政治口号。尤其严重的是，部分队伍被投机分子窃据了领导地位，一到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就倒戈相向，如张嘉祥、张钊等人就是。天地会的这些弱点，决定了它的历史任务只能是造成革命高潮初期的浩大声势，而不能领导革命走向新的高潮。正在这个需要新的领导、新的革命组织的时候，历史的潮流给农民阶级造就了一大批精明能干的领袖，特别是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以及他们所创立的拜上帝会。 --- # Agent Instructions: Querying This Documentation If you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directly available in this page, you can query the documentation dynamically by asking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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