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据点里，生活要到了夜里才开始。夜里，我们从避弹壕和掩蔽部里爬出来，伸个懒腰，活动一下关节。我们挺直身子在地上走，就像人们在战争以前和战争以后走路一样。我们在地上躺下，舒几口长气。露水已经降过，夜里的空气湿润地带有一股草的香味。大概，也只有在战争中，草才显得这么恬静。

我们头顶上是黝黑的天空和大颗的南方的星星。我在北方打过仗，那里的星星是蔚蓝色的，相当小。可是这里的星星都很明亮，似乎这儿离星星要近一些。风一刮，星星就眨眼睛，它那光亮也就闪动起来。也许，其中某一个星球上真的存在着生命吧。

月亮还没有出来。如今它很晚才从德国人的侧翼升起，它一出来，就把我们这边全给照亮了：带着露水的草地，德涅斯特河边的树林，在月光底下静静的，就像笼罩在烟雾中似的。可是，德国人所盘踞的那块高地的斜坡还得留在阴影里很久。月亮要到天亮之前才能照到它。

就在月亮升起以前的短暂时间内，侦察兵们每天夜里渡过德涅斯特河给我们送吃食来。他们用坛子装了热腾腾的羊肉，水壶里盛了墨水一样黑的摩尔达维亚凉酒。面包多半是大麦做的，带一点青色，头一天总是非常可口，放到第二天就变得又干又硬了。不过，有时候是玉米做的，黄得像琥珀，硬得像砖头，这些面包就在战壕的胸墙上——直放下去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德国人要是把咱们打跑了，他们谁会说：俄国人日子过得挺不错嘛，瞧他们拿什么东西喂马！……”

我们吃着羊肉，大口喝那冰凉的酒，凉得牙齿都酸痛，起初气都透不过来，上颚、嗓子、舌头似乎都被火烧着一样。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给预备的。他总是热心地给大伙做饭，他的心确实是热烈的。如果吃的东西里不加胡椒，他那颗心就不承认它是食物。你想劝说他，那是没有用的。他只是静着和善的、像希腊人那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晴责备地望着你：“嗨，中尉同志，西红柿、嫩羊肉这些东西，不搁胡椒哪儿成啊？搁了胡椒，羊肉才有劲呐！”

我们吃着喝着，巴尔茨方尼亚照东方人的习惯盘起肥大的腿，坐在旁边地上。他推的是平顶，现在头发长了，竖在晒黑了的滚圆的头上，像个刺猬，汗珠在那头发脚里闪闪发亮。他的身量不怎么高，可胖乎乎的逗人喜欢——在前线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在太平年月人们也认为：瘦子当兵会胖起来，胖人当兵却要变瘦。可是，巴尔茨万尼亚在前线也没有变瘦。战士们都管他叫“巴东诺巴尔茨万尼亚”，虽说很少有人知道“巴东诺”这个格鲁吉亚词翻译过来就是老爷的意思。

巴尔茨万尼亚战前在苏呼米、波季或者祖格迪迪某地一家百货商店当经理。现在，他是一名非常勤勉的通讯兵。每当敷设联络线，他下子把三卷电线背在身上，压得直流汗，滚圆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可是在值班的时候却常常打盹。他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接着打起呼噜，然后蓦地醒过来。他惊慌地用昏沉沉的眼光把四周望望，还没等其他通讯兵卷好一支烟，他又睡着了。

我们一边吃羊肉一边夸奖着。巴尔茨万尼亚快乐忸怩起来，简直被我们夸奖得瘫软了。不夸奖不行，他会生气的。一谈起女人，他也是这样既高兴又忸怩。根据他所讲的那些微妙事情，你大体上可以听出来：在他们祖格迪迪，女人们都不承认他的妻子有独占他的权利。

今天不知为什么，巴尔茨万尼亚也好，侦察兵也好，都姗姗来迟。我们——萨延科、瓦辛和我，躺在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瓦辛的头发、眉毛、睫毛都给太阳晒得变了颜色，就像乡下小伙子的那种样子。萨延科管他叫“小子”，以保护人的姿态对待他。我的那些侦察兵就数他最懒。他的脸蛋圆圆的，嘴唇很厚，小腿肚子可粗了。

现在，他躺在我旁边的地上，牵动着整个巨大的身子在伸懒腰。我望着星星。有意思的是，战前，我是否懂得这么无忧无虑地躺着望天上的星星有多么愉快呢？

德国人开炮了。炮弹呼啸着在黑暗里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在河对岸爆炸。我们刚好是在炮位和河岸中间。如果在心里把这发迫击炮弹的弹道描出来，那么，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它的最高点的底部。在战壕里蹲了整整一天，这样活动活动肢体，真是舒服极了。每一股筋肉都在美滋滋地哼着。

萨延科把一只手举到眼晴前，看看表。他的表很大，上面指针和数码发着绿色的光，所以我从旁边也能看出现在是什么时间。

“到现在还不来，见鬼。”他照例慢吞吞地说，“我真想吃点儿东西，饿得快呕吐了！”说着，向满是尘土的草地上吐了口睡沫。

月亮就要升起来了：德国人那边的山脊后已经明显地发亮了。迫击炮还在一个劲地打着，炮弹就掉在侦察兵和巴尔茨万尼亚到我们这里来所走的那条路上。我在想象中看到了那整条路。它从河边，也就是我们第一次从小艇登上这个据点的地方伸出来。而它的起点，也就是中尉格里瓦的安息之地。我还记得，他已经叫喊得声音都哑了，端着手提机枪，从斜坡往上冲，脚下的靴子不时陷在松散的泥沙里。到了顶上，一发迫击炮弹打来，把他撂倒在一棵松树底下，如今他的坟就在那儿。沙土路就打这里拐进树林，过了树林就是安全地带了。路上有很多弹坑，但这并不是瞄准射击的结果，德国人发炮是乱弹琴，他们是整个面积一起轰，即使在白天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的炮弹在哪儿爆炸。

在一处地方，地上撂着我们的一发没有爆炸的“安德留沙”[<sup>1</sup>](#user-content-fn-1)[^1]炮弹，它足有一个成人的身量那么长，还有一个滚圆的大脑袋。当我们还在德涅斯特河那边时它就掉在这儿了，现在已经开始生锈，周围长起了野草，每次你从它旁边走过，心里都会觉得既不安又愉快。

再继续向前，把最后六百米开阔地带走完之前，他们通常都要在树林里歇下来抽口烟。大概，侦察兵们目前正坐在那儿抽烟，而巴尔茨万尼亚却在催他们。他担心，他特地用被子包着并且绑上绳子的坛子里的羊肉要全凉了。其实，他很可以不上我们这边来的，可是，他不信任那些侦察兵，所以每次都亲自把羊肉送来。何况，他还得看着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哩。

月亮已经从山脊背后露出了一点边缘。树林里现在出现了黑沉沉的树影和一条条朦胧的月光。露珠开始在月光里闪耀。林中的花儿发出湿润的香味，雾意甚浓，它很快就要从灌木林上升起来了。现在越过阴影和有月光的地带从树林走来，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萨延科支着胳膊肘微微抬起头来。有三个人在向我们这一边走来。也许就是侦察兵们吧？我们离他们大约有百来米远，可是，我们没有招呼他们，在据点上，夜里谁也不隔得老远就招呼别人。那三个人快走到拐弯的地方了，马上有一群红色的子弹低低地从他们头上飞过。我们在地上把这情景看得很清楚。

萨延科文躺下了。

“是步兵。”

前天，一个步兵司机驾着一辆吉普车想在白天越过这地方。在炮火下面，他在拐角那儿急转弯，把上校从车里摔了出去。步兵们冲上去接应，德国人打起迫击炮，我们的炮兵营也回敬了，对轰持续了半个钟头，结果相当糟糕，德涅斯特河对岸还传开了消息说，德国人要进攻了。白天当然没法把吉普车拉走，德国人对它用机枪扫射，跟打靶似的，把一排又一子弹打进去，直到它烧了起来为止。后来我们就猜想，这个受了惩罚的连里会不会有司机派来？

月亮继续升高，眼看就要离开山脊了，侦察兵们仍然没有来，真是莫名其妙。终于我的通讯员潘钦科来了。我老远就看到了，只见他一个人走着，手里拿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渐渐走近，没精打采的，右手用绳子提着小半个坛子。潘钦科闷闷不乐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人坐在地下，也都不做声，心里却难受极了。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眼睁睁地望着潘钦科，望着他手里的那块破陶片——坛子剩下的惟一东西。侦察兵们也不说话。

我们吃了整整一天的干粮，而且在明天夜里之前再也不会有东西给我们送来：这样我们一天一夜只能吃一顿饭。而明天整整一天又是射击，照在炮队镜上的刺眼的阳光，暑热，还有就是抽烟，在避弹壕里抽得头昏脑涨，而且还得用手把烟雾驱散，因为在据点上德国人见了烟就要打枪的。

“是哪个傻瓜的主意，把肉装在坛子里？”我问。

潘钦科以责备的眼光望了我一眼。

“巴尔茨万尼亚吩咐的，这有什么可责怪的？他说，放在坛子里不容易凉，还叫用被子裹了……”

“他在哪里？”

“巴尔茨万尼亚牺牲了。”

潘钦科把一个圆形的大麦面包放在我们面前，从腰带上解下装着酒的水壶，自已离开大伙在一旁坐下，揪了根草放在嘴里嚼着。

我们是吃干粮过了一天，一喝酒，脑袋就有点儿晕。我们啃着面包，想着巴尔茨万尼亚。就在给我们送羊肉坛子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在路上凉了（那怎么行呢！），坛子还用被子裹了起来——他被打死了。平常，他就是坐这个地方，照东方人的习惯把肥大的腿盘起来；我们吃着，他则静着那和善的、像希腊人一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睛看着我们，不时用手把一路上流了不少汗的晒得黝黑的脸抹一下。他在等着我们的夸奖。

“你没受伤吧？”我问潘钦科。

他高兴地向我们挪近些。

“瞧这儿！”他让我们看他的裤子，口袋那儿被弹片打穿，为了使人信服，他还把指头从两个窟窿里穿过去。蓦地他又想起了什么，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布，里面包着一张干烟叶。“差点儿把这东西给忘了。”

我们把松脆的、没有分量的烟叶放在手掌上捻碎，尽力做到一点烟草也不撒掉。不料我看到手掌上有了血迹，上面还粘着些烟草末儿。这血是哪儿来的啊？我不过切了面包，并没受伤。面包的下面一层皮上也有血迹。大家都对它看着：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的血。

“你们在哪儿叫炮火打中的？”萨延科问道，烟草的烟随着说话从他嘴里冒出来：他抽起烟来一向都是大口大口的。

“在树林里，正好是躺着安德留沙炮弹的那地方。我们走到了这儿，炮弹就躺在那儿。”潘钦科在地上把当时的情形画了出来，“迫击炮弹就掉在这儿。巴尔茨万尼亚刚好从那边走过来。”

这就是我们怎么也测不出它的位置的那个迫击炮连了。

夜里我和瓦辛两人躺在一个避弹壕里。我打发萨延科跟潘钦科一起去了。我们必须把巴尔茨万尼亚的遗体搬到小船上，送到对岸去。

避弹壕很窄，但我们在下面、在坑底的两边刨掉一些土，就足够同时睡两个人。夜还是那么冷，不过两人埃在一起，即使只盖一件帆布雨衣也挺暖和，就是翻起身来使人为难。这一个翻身，另个就得起来趴着。从两旁边再刨掉一些土是\
不行了，否则一颗炮弹就能把它给震塌。

德国人的重炮每隔一段时间就轰一阵，我们的炮队从德涅斯特河对岸经过我们的头上回敬他们。人在地下，不知怎的，总觉得爆炸离得很近。这就是所谓“存心捣乱”了，它整夜不停，一直要搞到早晨。有趣的是，战前人们患了失眠症，就抱怨说：“我一宿都没睡：我们家的地板下面老是有耗子在抓什么东西。”要是蟋蟀的话，那个罪受得就更大了。我们却是每天每夜里在大炮的轰击声中睡觉，要是突然安静了，我们反而会惊醒。

现在我躺着，心里却在想巴尔茨万尼亚，想那粘上了他的血的面包。战争爆发之前，我上十年级，一天，学校里举行晚会，给我们免费分发小白面包夹香肠。那是新鲜的圆面包从上层的外皮斜着切开，塞进厚厚一段玫瑰色的上等香肠。我们排队领取的时候，校长得意地站在女服务员旁边：这是他出的主意。

我们把香肠吃了，那小面包就扔了：屋角里、垃圾箱边、楼梯底下，到处都是，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犯罪。

瓦辛睡着了，轻轻地打起了呼噜。我想抽烟，但是烟叶放在右边衣袋里，我们又是侧着右边身子睡。每当德国人的信号弹升起来的时候，我都看到瓦辛的长满了茸毛的脖子和睡得发红的小小的耳朵。奇怪，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怀着几乎是\
父亲那样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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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德留沙是男人的名字安德列的爱称，可能是对一种大炮的亲昵的称呼，同“卡秋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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